近年来，中国民间说唱文学艺术在文献的探索、整理、出版和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是，就说唱艺术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而言，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或不足。例如，当前的说唱文学艺术研究人员大多局限于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和评价民间说唱文学，缺乏跨学科创新的意识。

其实，民间说唱文学的价值远不止文学。它原本是一种以民间生活、心理和想象为基础，用口语唱故事、塑造形象、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其内涵相当丰富。民间一切的农耕、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男女相爱、礼教、风俗、信仰、祭祀、医卜、民事诉讼、节庆娱乐、方言俚语等，无不如此。在说唱文学和艺术中。有生动的艺术展示。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更要自觉地进行跨学科研究，才能更好地阐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存在价值。

说唱文学和艺术的跨学科研究，由于研究人员的立足点不同，他们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自然会有所不同。共同的研究路径以说唱文学和艺术为基础，借鉴历史、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地理学、音乐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阐释说唱艺术的产生与演变、表现与接受、内涵与价值。

比如唐五代的卞文讲学唱歌，宋代的京经，明清的宝卷，都是在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影响下产生的说唱艺术。如果不学习宗教知识，不了解宗教艺术和宗教在民间的传播，就不可能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对此，李小蓉的《变文说唱与华范宗教艺术》将变文说唱与华范宗教艺术相结合，对变文的产生与演变、变文与华范音乐戏曲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章中对三种宗教的思想进行了较为准确和具体的阐释。车希伦的《中国宝卷研究》也从宗教的角度将宝卷置于特定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文化语境中，研究宝卷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民间宗教信仰。以及教育和娱乐的关系。

另一个例子，民间说唱和民俗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季节、生活礼仪、教育娱乐等，在很多说唱艺术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清代鼓词《风神浜》穿插、敷衍了哪吒故事中的北京庙会，而鼓词《西游记》则穿插、敷衍了强暴奉县求雨时的鼓词。黄寺等喇嘛“打鬼”驱邪的习俗；扬州平话《吴颂》讲吴大郎过年，夸大扬州人过年习俗；广州木鱼树《七夕颂花》也描绘了广府人的民俗风情……这样说唱内容被赋予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保存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记忆。对此，有必要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角度阐释其文化内涵和认知价值。在这方面，郭晓婷的《紫地书与清代旗人社会研究》更具代表性。本书从八七子兄弟的生活方式入手，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文学、语言学等角度，全面考察了童书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娱乐兴趣、公众态度、家庭生活、文学修养等。它揭示了紫地书所包含的清朝中后期北京居民的生活、心理和民俗，不仅有效地促进了紫地书的研究，也为揭示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开辟了新的视角。

除了以民间说唱文学艺术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研究外，还可以以某一学科为基础，从说唱文学中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拓展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其研究领域。研究内容。创新其学术观点。早在20世纪上半叶，刘半农就提出“对流行音乐的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文学，二是风俗，三是语言，四是音乐。”受此启发，李嘉瑞正在研究北平民歌的基础上，从民俗学的角度，专门编撰了一首《北京海关》。

在音乐方面，由于说唱艺术大多是说唱和音乐两种表演形式，因此一些说唱艺术流派与单纯的文字形式并无区别。主要区别在于不同的音乐演唱和伴奏。乐器，因此说唱艺术自然成为民间音乐研究的重要宝库。比如杨银柳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就有很多说唱音乐，如诸公调、霍朗儿、陶真、弹词、鼓词、排子、秧歌等。在语言方面，说唱文学和艺术使用特定时代和地区的口头白话和方言俚语（包括俚语、谚语、寓言、城市语言行话等）来讲述故事。因此，有必要考察一个时代的语言风格。吸收丰富的语料。例如，张永泉在校对、批注敦煌变文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通俗字研究》、姜兰生等主编的《唐五语辞典》、《宋语辞典》、《元林谷辞典》等。本书摘录具有代表性的俚语和习语进行研究。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出现了新的文化史学。新文化史借鉴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关注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将研究重点转向民俗文化。因此，流行的民间说唱文学自然成为其研究民间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材料。海外汉学家于英时在《中国文化史解读》中指出，今天的通俗文化史完全是围绕“民间文化”展开的。言情小说、杂剧、地方戏曲、好书、宝卷、弹词等，都是民间文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已经被新一代的历史学家重新审视。的确，如果从新文化史的角度看民间说唱艺术，不难发现说唱艺术在古代民间社会构建的文化知识体系涵盖了政治、历史、伦理、商业、法律、宗教、信仰。 、医药、娱乐等方面的知识。许多不识字的人正是通过民间艺人的说唱和歌唱，才能接受和分享他们所建构的各种文化知识。这不仅对公民社会的生活实践、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参与了民族和民族意识的建设，强化了人民的文化认同，推动了公民社会的文化历史变迁。最近阅读了唐立兴先生主编的《平潭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发现该丛书有意识地采用了新文化史学的方法。民间评弹开辟了江南史研究的新领域。